1956年6月3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铃木启久、武部六藏等45名战犯提起公诉。在审判之前，这些战犯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决定了：一个不杀。

　　其中原因也比较复杂，首先，虽然中国政府多方调查取证。但最终“证据主要靠自供与互相检举的材料”，“证据不全, 搜集的材料不够有力, 如果他们翻供时就办法不多了”。许多人无法做成铁案。

　　其次，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，“对这1000多名战犯，我们不需一一审判……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，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。对起诉审判的战犯，也只判有期徒刑，不判死刑。”

　　结果45名战犯被判处8至20年有期徒刑，刑期一律从被俘之日起算。武部六藏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，但因为身患重病，在判决第二天即被释放。另有佐佐真之助（日本陆军第39师团长）死于狱中，29人提前释放。至1964年，在华日本战犯全部出狱。没有判刑的1017名战犯，被“从宽处理，免于起诉、即行释放”，分三批送回日本。

　　党和政府的宽大策略，还是引起了部分人民群众的不满，东北工作团及战犯管理所的干部、职员，甚至领导干部也爆发不满，强烈要求党中央变更政策。虽经周恩来亲自做出指示仍有少数人不接受，最后甚至要动用党的纪律对他们进行说服。

　　但宽大策略最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这些人回日本后，组织了“中国归还者联络会”即“中归联”，对揭露军国主义罪行，促进两国人民友好做了许多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