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弹结合试验地下控制室。

二、“两弹结合”试验是个什么样的场景？

1966年，在我到部队的第5个年头，中央决定在基地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，也就是后来讲的“两弹结合”试验。当时毛主席批示“古今中外，前所未有，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”，周总理批示“严肃认真、周到细致，稳妥可靠、万无一失。这次试验是空前会战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后来国防科技战线的十六字方针就是从这次任务提出来的。

那几年，苏联撤走了专家、中断所有对我国技术援助，美国人更是对我们完全封锁。有一次，基地急需光学遥测设备的自动跟踪部件，但这项技术掌握在美国人手里，偏偏不卖给中国！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随时会被人家卡脖子！当时基地上下，从专家到士兵，都憋着一股劲，要打“争气弹”，让中国人的腰杆子硬起来！经过研究，上级把发射任务交给了我们发射二中队。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是组织对我们的最大信任。

我那时是中队里的技术尖子，一直担任控制台操作手，理所当然将定位在地下控制室里，执行导弹核武器发射任务。任务准备开始后，颜振清受第1试验部领导委托，代表任务指挥部召集我和张其彬、佟连捷、刘启泉谈话。当时，我也十分清楚，定位在地下控制室里，意味着离核导弹不足160米，意味着任务时所有人都可以撤离我们不能撤离，意味着一旦出事，基本没有生还可能。所以，当领导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时，我说了这样的话：“我不是党员，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，如果我牺牲了，希望组织追认我为党员，我的全部津贴就是我的党费……”。这是我对组织唯一的要求。为什么提这个要求呢？因为在我心里，共产党员本身就是个光荣称号、崇高荣誉，成为一名党员是我的追求，也是希望组织给我的最大肯定。

其实，我们定位在地下控制室的七个人都有牺牲准备。第1试验部政委高震亚是我们几个中年龄最大、职务最高的，也是唯一的政工干部。本来没有给他定位，是他主动申请到地下控制室，担任阵地临时党支部书记，和我们在一起。高震亚的家就在基地，但他不能把执行任务的事告诉家里，只能借回家的机会分十几次安排了后事。

任务当天，进行原子弹弹头和导弹对接时，除了发射测试人员，其他人都疏散撤离了。当时操作手是三班长田现坤，作业空间不足60公分，为了方便操作，他把皮工作服、手套全部脱掉，在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的气温条件下，只穿一件绒衣钻进去清理、检查、连接电路，坚持1个小时左右把任务完成。后来有很多人问我，任务当天怕不怕？我当时确实没感到害怕，首先是对我们的技术很有信心，对我们的准备工作很有底气，况且元帅和大专家都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有什么好怕的？

任务40分钟准备，高震亚下到地下控制室给我们作最后动员，他讲道：“发射两弹，一要不怕苦，二要不怕死，就是出了天大的事，也要顶得住，我们一定团结在一起，一定要争取胜利！”后来他拿出国防科工委首长赠送的毛主席像章，给每个人戴上，大家面对毛主席像宣誓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！”一切都已经就位的时候，地下控制室里出现了个小意外——李福泽司令到我们那检查，“赖”着不走了。后来高震亚对李司令说：“司令要留下也可以，请向聂帅电话请示，聂帅同意就留下。”李司令也不敢给聂帅打电话，只能回敖包山指挥所。

9时00秒，王世成下达“点火”口令，佟连捷按下发射按钮，核导弹从场坪起飞。9分多钟后，传来消息，核弹头在靶心上空爆炸，发射任务圆满成功。任务成功后，毛主席高兴地说：“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？现在不是搞成了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