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核物理学家于敏（1985年摄）。

“土专家”的“真把式”

未曾出国留学的于敏，自谦是“地道的国产”。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，“土专家”不足为法，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。因此，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，但有一个条件——“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”。

氢弹理论的探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当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。因此，要在短期内实现氢弹研制理论上的突破，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

干惊天动地的事，做隐姓埋名的人。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，于敏和同事们知难而进、昼夜奋战。然而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始终找不到氢弹原理的突破口。

重大转折点发生在那一年秋天，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外地用计算机进行优化计算。在“百日会战”里，他和同事们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，形成了从原理、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。

氢弹原理一经突破，所有人斗志昂扬，恨不得立马造出氢弹。但是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。

试验场远在西北大漠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，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，喝的是苦碱水；茫茫戈壁上飞沙走石，大风如刀削一般，冬天气温达-30℃，道路冻得像搓衣板……而于敏都甘之若饴。

1966年12月28日，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。1967年6月17日，我国又成功进行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。

试验成功的那一刻，于敏很平静，“回去就睡觉了，睡得很踏实”。

直到于敏的工作逐步解密后，他的妻子孙玉芹才恍然大悟：“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。”

踏踏实实地做一个“无名英雄”

在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空投爆炸指挥现场，于敏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，一言不发，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，才脱口而出：“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！”

尽管在氢弹研制中居功至伟，但对别人送来的“中国氢弹之父”的称呼，于敏并不接受。“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、技术、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，需要多种学科、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，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‘父亲’。”他说。

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，于敏没有停止追寻的脚步。为了研发第二代核武器，于敏隐身大山，继续加班加点搞科研，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，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此身长报国，拿命换科研，这是何等的奉献！在那些日子，于敏常常会想起诸葛亮，矢志不渝，六出祁山。

1984年冬天，格外的冷。于敏在西北核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，他早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戈壁上。

“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……”在试验前的讨论会上，于敏和陈能宽感慨地朗诵起了诸葛亮的《后出师表》。

不同于蜀汉丞相的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以及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于敏的事业是“可为”“有为”的。就像他沉默的事业一样，于敏是个喜欢安静的人。他曾对身边人说，别计较有名无名，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个“无名英雄”。

这种“安静”，在于敏子女的记忆中却有点模糊。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就是一个字：忙。“整天待在房间里想东西，很多人来找他。”女儿于元亦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，因为父女俩不曾有太多交流。

于敏对“安静”有着自己的解释，“所谓安静，对于一个科学家，就是不为物欲所惑，不为权势所屈，不为利害所移，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。”他倾慕文天祥的威武不屈，以及“丹心照汗青”，这丹心于他就是坚持科学，就是献身宏谋。

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《抒怀》的七言律诗中表达的那样，即使“身为一叶无轻重”，也要“愿将一生献宏谋”。

“于敏先生那一代人，身上有一种共性，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。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，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。”与他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说。

一棵大树俯身而卧的地方，正在长出一片森林。

（本文刊登于2019年4月12日《解放军报》第十版）